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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

  刘少奇虽不在36个军事家之中,但的确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其中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就是他军事生涯中的光辉篇章。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下山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大会所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重大贡献。“

  一、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的战略方针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的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由此中央改变了政治军事全面大反攻的战略方针。

  “皖南事变”惨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外部是蒋介石的本性决定的,内部是项英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结果。

  “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是出于被逼无奈之举。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壮大非常恐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下发执行后,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华北根据地。蒋介石感到吃了大亏,但又不甘心。正如1940年3月毛泽东所说,“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将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华中主要是指安徽、江苏两省。新四军军部驻皖南泾县云岭。刘少奇(化名胡服)1938年底担任华中局书记主政华中后,对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反动阶级本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限共防共”的阴谋更加警惕。进入1940年后,他多次直接或通过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建议放弃皖南,尽快率领新四军军部转移到皖东,统一指挥华中的政治军事斗争。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和毛泽东、朱德等,指出:“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滓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建议新四军军部“从速北移,因目自打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同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9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电》为标志,国民党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在军事解决新四军。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确定了对付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实行着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对此,我党必须针锋相对,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就一天不改变这个政策。否则,我们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亲自领导着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海安成立(后移驻盐城),中央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在刘少奇的多次提议和毛泽东的多次强令下,1941年1月4日,项英才被迫同意率领新四军军部和江南部队绕道茂林北移。但这已经丧失了转移的最佳时机。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了,一江之隔的刘少奇7天7夜没合眼,一边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一边紧张思考着如何才能进行更有效斗争的战略策略。9日深夜,当接叶挺、饶漱石得知项英自行离开部队后,立即将消息电告中央,“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即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围魏救赵”计划正要实施,却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中央的决定还执行不执行?怎么执行?刘少奇冷静地思考着:如果再包围韩德勤,已经失去了“围魏救赵”的意义;情况变了,战略策略也要变,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围魏救赵”的建议是我们提出来得,解铃还需系铃人。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

  (甲)情况: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且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

  (乙)根据上述情况,我的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在分析了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我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示复。”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在给中央发电报提建议的同时,跟陈毅一块向正在华中指挥部参加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做工作,向他们解释:“广大指战员、干部、群众要求为皖南死难烈士复仇,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大敌当前,我们的行动必须完全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要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不能以感情代替方针、政策,作出鲁莽、轻率的举动。”

  刘少奇的建议再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原则指示,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鸫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陈嘉庚等海外侨胞呼吁“弭止内战,加强团结”,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就被打退了。毛泽东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正确的方针来源于刘少奇的建议。

  二、从九千到九万,组建不可战胜的新四军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组建起不可战胜的新四军,这里边浸透了刘少奇的汗水和心血。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三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当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50余万人。“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被围歼,国民党顽固派弹冠相庆,认为终于消除了一个心头大患。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时许多同志还陷入在悲痛和愤怒之中,而刘少奇透过国民党的通令已有了新的想法。当天他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向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

  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一面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一面周密细致地部署同国民党的斗争。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1月25日下午,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举行成立大会。陈毅在发表就职演讲中指出:“新四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皖南事变’后,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的命令——取消新四军,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恢复军部,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在演讲结束前,陈毅特地向大家介绍了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北,他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笔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等:“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刘少奇和陈毅,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

  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亲自给连以上干部上课,讲解新四军整编的重大意义,讲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大家认识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最荣誉之军队,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要消灭新四军,我们则相反要加强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分彼此,新四军可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中央为统一华中战区各战斗部队的建制与指挥,将华中八路军编为新四军是完全正确的。在刘少奇的教育引导下,各级干部带头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狭隘的家乡观念,部队精神振奋、士气高涨,增强了凝聚力、战斗力。

  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损失9000,整编90000,新四军从游击兵团发展到正规化的大兵团。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万多人。

  三、把坏事变成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机会,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前提是总结好“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的两个科长,胡立教和叶超等陆续突围脱险后到达盐城。刘少奇向他们详细了解“皖南事变”的原因和经过,接下来又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与陈毅等领导同志进行分析交谈。在掌握全面情况的基础上,刘少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总结。有两次重要会议值得回顾:一次是华中局高级干部会,一次是华中军分会扩大会。

  5月15日至19日,在华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少奇作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专题报告。他回顾了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工作的发展过程,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而是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结果,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3年,没有守到兔子,却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他从中总结出几条:“一、要努力学习,在复杂情况下,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具体地确定工作方针;二、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懂得统一战线是统一性与斗争性两个方面的统一;三、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学习,在部队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服从党的利益;四、必须严肃党的阵容,加强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反对自以为了不起,对党的指示随意不尊重。”会议总结时,刘少奇又具体分析了项英的错误,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策略,学习党性,学习军事,这都是最基本的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决定的作用。

  6月8日,华中军分会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围绕着华中局确定的“第一步的工作——建军工作”讲话。他在指出了形势严重的情况下要防止动摇害怕心理,巩固部队,稳定队伍,经得起艰苦斗争和革命长期性的锻炼后,强调严重艰苦的政治任务,“要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党的独立领导,是要共产党来实现的。我们要加强共产党独立的领导作用,这无论是在完成目前的政治任务或者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实行革命的转变都是必须的。”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这些东西是最要紧的了。”

  这两次会议,刘少奇始终坚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建军,端正了华中局党政军的思想政治路线,提高了各级干部执行党在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对克服项英错误思想影响和部队中存在的游击习气起到了重大作用,为新四军的恢复发展和扩大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保证。大家都感到明确了方向、增添了力量。听过刘少奇讲话的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回忆道:“他的话一扫‘皖南事变’后少数同志茫然若失的情绪,大震了军威,大鼓了士气。”

  在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刘少奇把如何建设一支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四军作为首要任务。

  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这是天大的好事。刘少奇抓住这个机会,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军。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政治上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离开了党的领导,就谈不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刘少奇下大力抓好各级党的建设: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地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暂时划分为淮南、淮北、苏北和苏中4个小省,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配齐配强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不但新四军八路军新合编的部队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编为新四军的八路军老部队也进一步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很快形成全军政治上一致,解决了各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二是思想上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武装起来。刘少奇通过写文章、发文件、讲话反复宣传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我们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许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我们只有反磨擦,坚决击退反共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使广大干部战士从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是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得国民党的合作恶果中进一步认识统一战线理论正确性。

  三是军事上在反对日伪军的“扫荡”中锻炼摔打部队。由于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驻盐城,从1941年春末夏初起,日本侵略军并会同伪军,加紧对华中,特别是对苏北的“扫荡”,企图迅速控制和伪化苏北乃至华中。敌人‘扫荡’频繁,整个苏北战火弥漫。由过去用极大的力量反磨擦,转到集中打击敌寇汉奸。刘少奇根据华中敌我形势的重大变化,把巩固华中作为部队的主要任务,提出“发动、组织与武装数十万数百万群众,和你们一道去打击敌寇、汉奸。”5月下旬,日军从苏北、苏中、皖东一带增兵,“扫荡”的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盐城。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刘少奇同陈毅确定,对新四军各师进行反“扫荡”部署,战略方针为:“避开主力冲突,保持有生力量。但应以游击战予敌以牵制,掩护人民及机关之疏散和隐蔽,只有在敌‘扫荡’完毕,乘敌大部退却时,相机取得胜利的尾击。”并规定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人氏自卫武装应采取的反“扫荡”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应该比较分散,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的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就地分散游击、就地坚持的办法,完全用便衣活动的方式;人民武装应采取空舍清野、破坏、扰乱、配合作战的战法。三方面密切配合,夺取反“扫荡”胜利。

  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新四军军部,并扬言抓住刘少奇有重赏。刘少奇同陈毅对部队进行部署后,为了减轻部队的压力,他只身一人带着通讯员向苏北北部转移。一天在马庄被日军包围。刘少奇沉着镇静,在群众的掩护下,以为烈性传染病人出殡的方式,闯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安全同军部会合。新四军三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的进攻,新四军第2师在苏中地区积极行动,威胁敌之侧翼;第1师接连攻入姜堰等重要据点,使日军顾此失彼,被迫抽兵南撤;第3师各旅在盐阜一带乘机反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并不断袭击盐城、湖垛。至8月20日,日军被迫停止对苏北的大举“扫荡”。

  这次反“扫荡”战役,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击沉敌汽艇13只,缴获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并破坏路345里。新四军亦伤亡1000余人。反对敌军的“扫荡”,进一步建设和巩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训练和扩大新四军,不断提高新四军的战斗力。

  反扫荡中刘少奇原来的胃病加重,9月、10月,毛泽东三次致电刘少奇,要他回延安并参加七大,可在延安一边休养,一边延安指挥华中。可刘少奇从大局出发,带病坚持工作,直到1942年3月19日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结束后才动身返回延安,途中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指导山东、华北工作,在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103道封锁线后,于1942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随即参加延安整风,1945年党的七大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五大书记之一。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他在皖南事变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和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恢复发展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永远名垂史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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